近年來，為順應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新形勢、新任務，檢察機關不斷改進檢察工作機制和方法，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充分發揮檢察監督在推進經濟發展、扶持創意產業發展中的職能作用。

  與此同時，對于知識產權檢察保護理論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研究成果回應了檢察實踐和檢察改革的需求，務實、有效地推動了檢察改革和檢察工作的發展。二是對于移送標準的認定等知識產權保護中的行政法與刑法銜接實體性問題，以及銜接中的證據收集與轉化等程序性問題進行了深入論證。三是對于知識產權檢察保護機制構建達成了基本共識。部分地區檢察機關在工作實踐中探索出許多較為成熟的工作機制。同時，在知識產權檢察保護需要進行有效的機制對接、建立完善集中辦理或專業化辦理機制、探索有益于知識產權訴訟的程序機制、完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辦理區域協調機制等許多方面達成了基本共識。

  但是，現有理論研究仍不能完全適應當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新形勢的總體需要，需要從三個方面入手，加強知識產權檢察保護理論研究，以引領實踐發展：

  一是加強理論創新。目前的理論研究大多只是對某些檢察活動和檢察現象的簡單概括，尚需提煉出有深度的學術問題，研究者對于知識產權檢察保護的關注，很多集中在原因分析、對策建議等方面，且大多數論文停留在一般性介紹和分析的基礎上，觀點重復嚴重；刑事法學和知識產權法學的理論結合不夠深入，對知識產權的私權本質缺乏足夠認識。對知識產權刑事立法問題的探討大多停留在具體犯罪的構成或者罪名的補充等微觀問題上，這些問題的研究雖然有助于司法實踐中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的認定及刑事責任的追究，卻未從根本上觸及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價值取向這一“深層問題”。

  二是強化研究著力點均衡。從目前知識產權檢察保護研究的總體狀況分析，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研究著力點分散不均，關聯松散，沒有形成相互促進的研究合力；知識產權檢察保護應用理論研究在目前的成果中比例較多，但多著眼于具體環節，失之精微，缺乏制度之間的協調統籌，而檢察基礎理論的研究成果數量相對較少，且與檢察具體實踐和具體業務缺乏互通，缺乏植根于檢察實踐而又邏輯縝密的理論成果；對知識產權民事行政保護等方面的問題探討得還不夠深入，相關論文無論是在質量還是數量方面都形成了“重刑輕民”的格局，且對于知識產權民事檢察的保護探討還不夠深入，對于知識產權法定賠償制度、知識產權權利沖突以及知識產權案件支持起訴、督促起訴等當前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檢察保護的熱點、難點、重點問題鮮有涉及，對于今后檢察機關民行檢察部門的實踐起不到應有的指導作用。

  三是改進論證方法。現有理論研究相當一部分并不完全符合規范，缺乏嚴謹的邏輯關系和思辨精神，往往落定為就某種一般問題泛泛而談的對策研究；有些文章對于不同檢察模式的分析，僅從表面現象上進行歸類，并沒有從根源方面進行探討和分析，無法提出創新性的觀點和指導性的工作建議；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議題的選擇及其分析視角的選取過程中，存在重復性現象，大量的二手資料在數個研究者之間進行循環往復，缺乏對既有問題的獨特觀察；某些作者以現有的法律條文作為理論來研究，但論述中沒有從意識形態的根源等正反方面進行邏輯證明和闡述，有失理論研究的范式。

  理論研究的深入會促進知識產權檢察保護的立法及司法發展，也能為知識產權檢察保護實踐提供理論的支持。當下，知識產權檢察保護亟須理論引領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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