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畫家周尊圣這些天有點煩。前段時間，他意外得知，某畫家正展出的作品與他幾年前的創作內容近乎一致。“美術圈里，臨摹畫家三五張畫，簽上自己的名字也很普遍，但像這樣全盤搬抄，公然在各地巡展的情況很少見。多年苦心經營創作的題材被別人掏空了，再不站出來，過三五年，可能我就成抄襲者了。”周尊圣說。

其實，不僅美術圈，近兩年，鬧上法庭的知識產權官司屢見不鮮，有的判決結果甚至成為該領域的標桿。在世界范圍內，知識產權保護也呈現新的特點，今年“世界知識產權日”的主題“數字創意，重塑文化”便一語點題。數字時代，如何確保創意產業從業者和藝術家的作品得到合理回報，使他們保有持續創作的熱情，這也成為法律界人士和文藝家維權組織共同面對的難題。

李鬼頻現，文藝圈維權形勢嚴峻

對攝影家劉英毅來說，在膠片時代，侵權是他不怎么關心的事。“攝影作品都是底片，互相之間用掛號信郵寄，用完還回去，復制、傳播的難度大。進入數碼時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你的作品就在網絡、微信圈里流行了，簡直防不勝防。”劉英毅說，他在北京市交管局當干警期間，拍了30多年北京交通變遷的照片，現在有媒體制作改革開放等題材的專題片時還會用到他的圖片，不過既沒署名，又沒有稿費。

“民間工藝面臨的情況往往是，只要你得獎了、出書了，創作的果實就是公眾的，馬上就有人復制，對我們的創作積極性打擊很大，導致作品價值應用周期很短。身邊有朋友打官司的，訴訟費很貴，最后也就賠了幾千塊錢。”提及被侵權，工藝美術家沈錦麗很無奈。

文藝圈侵權形勢有多嚴峻？2012年，中國文聯通過一份面向全國文藝家協會會員的調查問卷發現，各門類的文藝工作者曾遭受侵權的平均比例在50%以上，個別門類甚至高達70%。侵權行為發生后，文藝家依法維權的意愿與能力明顯不足，有一半多的人不采取任何措施，有的采用協商調解的方式，訴訟所占比例較小。

取證難，回報低，

律師不愛打著作權官司

對文藝工作者個體來說，遭遇侵權事件，能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利需要很大的決心，而下定決心后，能不能找到一位盡職盡責的律師來打官司便成為下一個未知。殊不知，在形形色色的官司里，律師打著作權官司也是需要下定一番決心的。

“在各種法律條文中，《著作權法》被稱為‘鬼學’，理論深度大，法規中類似‘思想表達’‘實質性相似’等字眼因為沒有具體衡量標準很難把握。文字還好一點，對照片、民間文藝作品的侵權很難判定。”曾參與瓊瑤訴于正案和《羋月傳》版權糾紛的北京浩天信和律師事務所律師朱玉子表示。

“侵權受損大，判決賠償低，收費和成本不對稱，致使一些律師不愿接著作權官司，也間接助長了侵權行為的泛濫。”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師楊華權說，“打侵權官司，律師還要了解這門藝術的發展情況，如涉及舞蹈的，可能就要翻閱大量的舞蹈學著作，了解其中的專業術語，這是個很痛苦的過程。”

正因為此，向廣大文藝工作者普及法律常識，將侵權概率降到最低也成為中國文聯的一項重要工作。中國文聯副主席李前光介紹，中國文聯自成立權益保護部門以來，除了通過多種媒體宣傳相關的法律法規，重視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引作用，還通過舉辦培訓班、研討會、講座、印發宣傳冊等方式，加強對文藝界的宣傳培訓力度，提高文藝界的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

多條腿走路，

保護文藝工作者勞動成果

聽說不少律師不愛打著作權官司，周尊圣的煩惱頓時又放大一倍，“律師都有這么多困難，我們文藝家就是個個體，怎么跟強大的侵權單位談判？”

侵權行為發生時，藝術家個人能做什么？曾當了7年法官現在轉行做律師的北京中倫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剛建議，在賠償和舉證問題上，藝術家需要固定和強化證據才能得到法官支持。互聯網條件下，傳播速度快，對惡意、重復、明顯的侵權行為，受害人可申請訴前禁令，固化對方侵權的證據。

“立法是個漫長過程，新修訂的《著作權法》遲遲未出臺，在法律體系不變的情況下，可以嘗試通過民間調節機構解決糾紛，雙方能達成共贏最好。”楊華權說。作為中國文聯藝術家維權律師團中的一員，楊華權曾經多次到地方文聯進行普法宣傳講座。他建議發展地方文藝維權法律志愿服務團隊，構建面向全國的權益保護服務網絡；對維權困難的偏遠地區，可以和當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對重災區互聯網，可以通過開發維權APP、開辟維權咨詢專欄等為文藝家維權提供多種渠道，通過專人接洽，將藝術家反映的問題經過分類后交給擅長此類問題的律師解答，提高維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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