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第二屆知識產權法院論壇暨司法審判與知識產權價值實現高端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此次論壇的主題為“司法審判與知識產權價值實現”，與會嘉賓圍繞損害賠償數額確定與知識產權價值實現、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改革、案例指導制度建設、知識產權法律共同體建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自2014年11月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相繼成立知識產權法院以來，這3家法院共受理案件2萬余件，審理了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知識產權案件，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我國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目的是為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但在審判實踐中發現仍面臨諸多困難。”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院長宿遲表示。

  如何確定知識產權損害賠償額是知識產權案件審理過程中面臨的難點問題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王闖表示，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如何準確認定知識產權的價值，是困擾知識產權司法審判工作的難題之一。

  對于如何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改革，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丁文嚴表示，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以審判為中心，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知識產權法院在這方面都做了積極探索，比如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審判委員會直接開庭審理案件等。

  作為知識產權審判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舉措，案例指導制度在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郭鋒介紹，自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案例指導的司法解釋后，我國就形成了以指導性案例為統領、參考性案例為基礎的案例指導制度。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共發布了56件指導性案例，其中知識產權指導性案例8件。每個指導性案例都是經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審核通過的，下級法院審理類似案件時必須參照上述案例。

  據了解，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以往60多個案件的審理中，遵循了類案同判的原則。

  專利  法律修改引熱議

  當前，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持續推進，我國創新主體的創新活力日益增強，同時面臨的專利保護問題也逐漸增多。在新形勢下，我國相關法律法規應該如何適應新形勢、保護創新主體的合法權益成為與會嘉賓熱議的問題。

  我國自啟動專利法第四次修改以來，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審判長周翔介紹，當前，我國專利法在保護專利權方面還面臨諸多困境，為此，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了專利法第四次修改，目前已經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稿。專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提出的解決方案如下：為解決“周期長”問題，明確了行政調解協議的效力；為解決“舉證難”問題，完善了相關證據規則；為解決“賠償低”問題，增設了對故意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為解決“成本高、效果差”問題，增加了對群體侵權、重復侵權等故意侵權行為的查處，加大對假冒專利的處罰力度，同時完善行政執法手段，明確間接侵權責任和網絡服務提供者的法律責任，建立專利權保護信用信息檔案。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焦彥指出，在每次專利法修法過程中，專利間接侵權都屬于熱議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專利間接侵權類型主要有生產無其他非侵權用途的專用部件、提供實施侵權行為的圖紙、轉讓侵犯專利權的技術、提供輔助性幫助行為等。“專利法第四次修改應該明確將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故意提供輔助性幫助行為等納入專利間接侵權的規制范圍。”焦彥建議。

  針對專利訴訟中的重點難點問題，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下稱“司法解釋二”）。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知識產權總監趙啟杉表示，“司法解釋二”提出了禁令救濟規則、合理許可費的計算規則等，這些規則的具體運用需要有法律規則的支撐。比如在FRAND（公平、合理、無歧視）原則的構建方面，我國需要從前端預防轉向后端救濟與引導，同時要轉變角色，即從規則的跟隨者逐漸轉變為規則的創造者與推動者。

  著作權  網絡帶來新挑戰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網絡侵權案件層出不窮，新類型案件也逐漸增多，給知識產權審判帶來了巨大挑戰。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統計數據顯示，該院從2012年起，每年審理的涉網絡著作權案件占全部知識產權案件總數的80%以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曹麗萍介紹，互聯網技術給知識產權案件帶來的挑戰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權利主體的變化， 80%以上的案件原告都是繼受權利人，授權鏈條長，原始權利人分別對外授權，這類案件涉及到多個主體，給司法審判帶來的難度在于需要審查原告和被告雙方的主體資格；二是作品授權模式由單一簡單作品演變為多類型復雜作品，其中，最復雜的幾種作品類型分別為網絡游戲、綜藝節目、體育賽事等，比如一款涉及網絡游戲的案件，訴訟持續了十幾年，在此期間，該游戲經過數十次升級和改版，因此，法院在審理該案件時面臨諸多困難；三是新型互聯網傳播行為的認定還有待明確，比如視頻聚合軟件、云盤等。

  此外，與會嘉賓還針對鏈接是否構成侵權進行了討論。“鏈接是一種信息定位工具，目的在于對指定的目標網頁或網頁中的特定內容提供指引，用戶點擊鏈接之后，從被鏈接網站的服務器中直接獲得相關信息，鏈接是在信息已經被提供、已處于網絡傳播狀態下時，用戶獲得信息的手段。無論鏈接以何種方式實現，鏈接本身不屬于法定的‘提供’作品的行為。”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周麗婷表示。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郭德忠建議，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傳統的傳播媒介受到的沖擊越來越大，也因此產生了大量知識產權糾紛，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時，不僅要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還應注重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商標  如何認定高賠償

  什么是商標性使用，馳名商標的認定標準是什么，什么情況下訴訟請求較高的賠償額才能得到支持……在第二屆知識產權法院論壇暨司法審判與知識產權價值實現高端研討會商標分論壇，與會嘉賓針對上述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商標的功能是表明來源、保證品質、廣告宣傳，這3個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是表明來源，引導消費者降低搜索成本。”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楊華權表示，商標的權利屬性必須在商業活動中得到體現，商標使用是為了說明商品或服務的來源，使相關公眾能夠區分。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法官李燕蓉介紹，截至2015年年底，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各類商標民事案件184件，審結115件。2015年，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共受理商標確權授權行政案件5501件，占該院受理案件總數的70%，審結3228件，一審撤銷行政裁決的案件數量是538件，撤銷率為18.3%。據李燕蓉介紹，2015年，新商標法實施后，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判決了一起被告賠償300萬元的民事侵權案件。之所以支持原告300萬元的賠償請求，法院主要考慮原告的商標知名度和商品售價較高，被告在其網站和倉庫中存有大量侵權產品，且在產品宣傳中使用了原告商標，刻意引導、制造消費者的混淆。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按照修改后商標法的規定，要求被告對于其生產銷售被控侵權產品的財務帳冊提交相應證據，但被告拒不提交。鑒于原告在半年時間內兩次購買了被控侵權產品，售價較高，因此，法院結合原告商標的知名度以及被告侵權的主觀惡意，法院全額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法官龔麒天表示，涉及馳名商標認定的案件至少包括3種情形：一是原告指控被告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使用其注冊的馳名商標；二是原告指控被告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將其注冊的馳名商標作為字號使用；三是原告指控被告的域名使用其馳名商標。龔麒天認為，涉及使用馳名商標的商品和被訴商標使用商品的關聯程度問題時，法院在定性判斷的過程中面臨多種因素，這些因素屬于事實問題，而事實問題需要由證據決定，因此，關于馳名商標認定最重要的因素在于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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